拜读叶圣陶先生的作品,是许多年前的事了,中学课本上几乎年年都有他的散文或童话。可亲眼见到这位慈祥的老人,却很晚。1975年年底,我曾在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,办公室正在他家的对面。每天清晨推开窗户,便能见到他家那幢深邃的四合院,看不见什么,庭院中几棵树的树梢老是那么挺立着,有时光秃,有时覆盖着各种颜色。
记不清头一次推开这扇黝黑沉重的大门是谁介绍的,反正我一直朝院子的里层走,那时他家还没有那只狮子狗,一切都静悄悄的。
本来我可以早多年踏进叶家大院,一个突然的电话,推迟了。那还是在北大上学时,我们中文系1955级同学合伙在编著一部中国小说史。我负责撰写清末民初部分,想求教于叶老,冒昧地给他写了信。一封潦草简约的信,却得到了他老人家一封工整的亲笔回信,他满足了我的请求,答应约我谈谈。约定的那天中午,我胡乱地吃了饭,打算提前进城。想不到,我刚要动身时,传来系里的电话,是叶老秘书打来的,说叶老临时有会,今天下午没有时间谈了,以后再约。当时我想不到再写信或打电话催问,只会干等着“另约”,直至以后再没有下文。
我坐在北屋客厅的沙发上,恳请叶老赐稿。他听我讲,不时地点头。满子大嫂及时地递了一杯热茶。叶老先不回答写文章的事,喜欢问问这,问问那。叶至善在家,有时也从他的卧室出来一同聊聊,气氛是亲切随意的。往往在我告辞时,叶老会问我稿子最晚几号要。看着他那副认真劲,我不好意思虚着说了。叶老答应了的稿子总会提前写好,信封装着,或由家人送给我,或我自己来取。每篇稿子里,几乎都夹有一封短信,客气地说有不妥处请贵刊酌处,还有叶老对版面格式的要求。当然也有约不到的时候,他说这个内容刚给某家报纸写了,重复再写没有必要,答应有合适的题目另给我们写。接着又是亲切随意地闲谈,我手中同样能得到一杯热腾腾的青茶。去叶家次数多了,有时竟忘了面对的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大作家。有公事没公事,只要是时间合适,不影响老人休息,我就爱进去坐坐。
那些年,说不上去过叶老家多少次,和这座大四合院以及大四合院里的主人渐渐熟悉起来,可我却没有认真地参观过庭院里的东房、西房,前院、后院。直到有次我猛然见到大门墙上挂有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,才知道叶家大院是座有来历、保存完好并颇具北京古色古香风韵的四合院。我去照顾叶老的阿姨住处看了看,那幽静的氛围,使我强烈地感到阿姨和叶老全家的和谐融洽。阿姨照料叶老已几十年了,叶家大院就像她自己的家。她能做出叶老爱吃的多种下酒菜,叶家大院里流淌的就是这人与人之间纯真的情意。
有一次去看望冰心老太太。家里人告诉我,老太太知道叶老去世后很伤心,提醒我千万别同老人提起叶老。冰心躺在床上,我坐在旁边,同她谈天。她却主动谈起了叶老。她说:在她熟悉的作家中,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,为人是最可信赖的。她这种印象我是从心底里赞同的。1984年我为《文汇报》开了“书山偶涉”专栏,头一篇《最早评论〈子夜〉的文字》,介绍1933年1月出版的《中学生》杂志上关于茅盾长篇小说《子夜》的一则提要。我在文中说提要“很可能出自开明书店的主要编辑,也是当时《中学生》杂志的主要编辑叶圣陶之手”。这篇短文发表后家里人念给叶老听了,有次我去看他,还没坐定,他从卧室里走出来,头一句话就对我说:“我想了想,关于《子夜》的介绍,不一定是我写的,很可能是徐调孚先生写的。徐先生已过世,你下次写文章说明一下。”
叶老那些年数次住院,时间最长的一次有三四个月。怕打扰他,我很少去看他。听说他那时心情烦躁,视力听觉均不好,我急忙从崇文门花店买了一束鲜花前往。他明显消瘦疲倦,但声音仍洪亮,问我这花是谁送的?我说是我送的,他说谢谢。我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,因为远在上海的巴金先生,有次听说他住院了,曾嘱我代他送过一束鲜花。叶老说巴金自己身体也不好,还惦念他,高兴得当日写诗《巴金兄托泰昌携花问疾作此奉酬》。1987年,叶老青年时执教过的江苏吴县甪直镇小学要为他建立一个纪念室,他不同意,说当初的事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做的,成绩不能全归到他身上。我记得至善曾给我一份叶老写的声明,说如果纪念室真建立了,就发表。
我为叶老拍过好些照片,最后一张是1987年5月28日我访问港澳回来,恰巧至诚从南京来了,我们在院子里拍了四五张。我的摄影技术不高,但每次都能将给我印象最深的叶老那一双浓重的眉毛清晰地拍下来。我特别喜爱老人眉梢上雪白的两片,靠近他时常久久地盯住那洁白如云的两片。
1988年2月16日上午,我得悉叶老谢世的噩耗赶到叶家大院,一切都静悄悄的。我坐在往常坐惯了的沙发上,手中依然有一杯热腾腾的青茶。我忘了该向至善等说些安慰的话,我在回想,回想,眼前飘浮着那片白云。
一直到今天,只要一想起叶老,眼前还会飘浮起那片白云……
(责任编辑:于洁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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